既然我们人民不再是一个线性时间观内的瞬间的偶在，并不寄寓在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时间流以内，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交融的可能世界内，形成了一个单数的共同体，那么由此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在代际关系上既非西式的交接，也非中式的反哺，而是一种生生不息、世代绵延的共同体。

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刘少奇最后说中共中央对于各种修改意见都考虑过，最后认为还是取消比较好。

为了控制行政部门，你得把它合一。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国家主席名存实亡，刘少奇去世后，国家主席一直空缺。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决定1953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拟于1953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颁行宪法。

[57]当然，联邦党人为单一且集权的总统制辩护，并非为专制辩护，因为总统内嵌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之中。简单的宪法史考察就会发现，国家元首及其接班人问题一直是制宪和行宪过程中争议的焦点，也是历次宪法危机的导火索。为此，行政权力的运行要遵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把行政权力限制在法治框架之中，以保障人权的实现。

一、国家是人权义务中的刚性主体 人权的实现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有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但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主体，其作用与责任远远走出其他义务主体之上。人权构成要素中包含着对抗权和合作权，从国家公权力的不作为与作为来看，也揭示了公权力与人权主体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关系。行政机关侵害人权的行为，主要是在干预行政中进行。以往学界讲人权的多，研究国家人权义务的少。

实有义务是相对现有权利来说。应有权利的源，中经法定权利流，转化为实有权利的果，在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在于：国家要尽到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通过立法及时把应有权利制定为法定权利，再从法定权利落实和实现为实有权利

权利是通过或针对国家公权力提出的要求，权利是对国家的要求。[1](P263-264)人权主要防范的是国家公权力的侵害，国家人权义务主要体现在国家公权力不作为与作为之中。当然，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以及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3](P21)应有权利是检视国家是否尊重剩余人权的道德基础，它是法定人权的源泉。

同时，行政机关承担必为性国家义务，其中由国家承担的公民福利的保障和供给、向公民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的义务，在给付行政理论的鼻祖——德国公法学家福尔斯托霍夫看来，国家对人民负有‘生存照顾的义务，国家应当提供金钱、物质或者服务，以提高或者改善人民的物质或者精神生活的品质，这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之所在。二、国家人权义务的类型 对于国家人权义务类型，如果从纵向依据义务来自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来看，可以划分为国内义务和国际义务。换言之，如何在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之间进行转化，在这个转化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地把人权保障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而人权的实现，不仅仅在于对抗也在于合作。

人权从道德权利转化到法定权利，则是人权进入规范范畴。此前，我国宪法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国家至上的观念使人权和公民权利被置于较为次要的地位。

法律对人权的这种保障作用，是所有社会组织规章、乡规民约以及伦理道德等等手段所无法比拟的。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公民权利视角分析国家人权义务，他认为，自然法赋予人们各种权利但自然状态是有缺陷的。

根据该理论，国家的义务应当是满足权利的需要，这同时说明了满足权利的需要是国家及其权力存在的正当理由。司法的独立性被视为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人权保障的前提。应有权利是权利的源，实有权利是权利的果。合作权则是人权主体配合公权力肯定性权利，要求国家在履行义务时提供条件，合作权是人权派生形态。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作为，都是国家人权义务的体现。当然，并非一切的道德权利都要转化为法定权利，如有些社会上的偏见、陋习就不能转化。

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就据此理论宣布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国家人权义务，从类型来说，主要有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现有义务。

为此，行政权力的运行要遵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把行政权力限制在法治框架之中，以保障人权的实现。从前述人权国际公约之日起，签署国实际上就已经承诺遵守该公约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四、结语 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人权义务主体。我们可以从对抗权和合作权关系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在行使中可能侵犯国家利益与他人利益，也可能受到国家权力或他人的侵犯，而得不到有力的法律保障。国际人权公约所调整的权利义务是以国家与人权享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因此，行政机关的义务是以政府作为行政主体的守法义务，行政机关的义务则是国家义务，行政机关履行守法义务亦包括禁为和必为的方式，行政机关禁为性义务包括不得违反宪法也不得根据侵犯基本权利的法律作出侵权性的行政行为，这是一种绝对或优先的国家义务。作为社会成员委托权而存在的立法权，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无论如何不应当是绝对的、专断的权力。

国家在履行把法定权利落实到实有权利义务过程中，主要依靠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和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规定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社会利益关系,共同构成一定的道德类型,通过行为规范的形式,为人们所认可和践履,从而实现道德基本的社会功能——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控。

在人权法律是关系中，现有权利就是人们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实实在在拥有和运用的权利，它是应有权利法定化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其着眼点是权利的实践方面，是社会关系中已实现了的权利。无论是霍布斯的暴力起源论、洛克的家庭起源论、卢梭基于公益产生的社会契约论，都说明了国家公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

国家作为社会中的主体，在引领和构建社会道德中，不仅要倡导对人权尊重，而且在从道德权利转化到法定权利中尤其要尽到道德义务。经典政治哲学经常提到，个人权利是国家公权力的基础，国家公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又受制于个人权利。

如果这个社会始终和不同地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让一部分人出于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护之外，这一部分人的状况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水平。因为国家人权义务主要基于国家与个人的对抗联系在一起，是个人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对抗。国家行政权力的人权保障与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方式，在宪政国家是两种互相制衡的力量，在这动态制衡过程中，既保障了人权，也制约了公权力。进言之，人权如果不能受到法治的保障，人权的实现则永远是主观价值的乌托邦。

例如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人身安危极易受到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侵犯。[14](P293)道德权利之所以要转化为法定权利，旨在依靠国家权力和法律来保护其道德权利。

而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随着国际人权公约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国际法的突飞猛进，国家又负有了另一维度的责任，即国际法上的责任。如何从人权法来研究国家人权义务，对人权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凡一个人有权利的地方,他人就有义务让他行使这种权利,避免干预或提供某种利益[10](P276-322)构成他人根本的道德义务,没有他人道德义务的履行,自己道德权利就难以实现,自己履行道德义务,也是实现他人和自我道德权利的前提。[4](P62)从保护的方式看，国家为人权提供司法救济是最终的救济手段。